1900年，刚刚满28岁的罗素已经公开发表了他的第二部著作，可谓少年早成，春风得意。但这时他也开始迫近人生的一大选择。
在《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一书的序言中，他坦诚地说到了其面对的学术方向的分歧：“哲学史作为一项学术研究，可以设置两种稍有差异的目标，一种主要是历史的，而第二种则主要是哲学的。”前者需要极其广博的知识，知道一个哲学家的有关时代和其他哲学家对他的影响，有关其体系的发展以及他的主导观念的成因问题。罗素表示怀疑，在这种种讨论的内容里，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称得上是哲学。而在当时的学术界，“存在着一种过分地偏重哲学之间的关系，以致忽视哲学本身的倾向。这一倾向由于一些人极力倡导所谓历史精神而愈发增强了。”至于后一种研究，则是通过研究以前哲学家的哲学，来思考今天自己的哲学，也就是把研究的着眼点集中到哲学的真假上，而非历史的事实上。罗素自称，在他的著作里，对于莱布尼茨，他所尽力承担的是后面一项任务，而非较为严格的历史的任务。因为历史的任务已经由其他人，尤其是由知名学者令人称叹地完成了。“对于他们的工作，我没有什么要补充的。”但是，“哲学性质更为鲜明的任务至今还没有人承担起来。”而这，就是年轻的罗素的选择。事实证明他是对的，仅仅半个世纪后的今天，当年英国高等学府里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都已灰飞烟灭，但人们却将永远记得现代分析哲学和现代数理逻辑中逻辑主义分支的主要代表人物：哲学家罗素。
罗素在思和学之间的选择，至少让我们想起两个经历相似的人来。一个是狂夫尼采，作为教授、学者，他一直不以知识为要义，特别不以知道别人的思想为自己的知识，而更执著于自己的思想。他的名言是：“要当哲学家，不要作学者”，这同样是他最受批评的言论之一。另一个是中国的王国维。在他以凄楚著名的《自序二》里，他写道：“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历史的哲学是真理，可信却不可爱；哲学的哲学是“谬误”，可爱却不可信。王国维的选择甚苦，一方面，他深知“居今日而欲自立一新系统，自创一新哲学，非愚则狂也”，何况他自己是“感情苦多”、“知力苦寡”，另一方面，他又天性更喜欢与人生切要的形而上学、伦理学和美学。正所谓“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对知识性的认识论等知其可信而不能爱。如此两难，让他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这一度成为他最大的烦闷，以致后来渐渐抛弃哲学，移情于文学。
我常常迷茫，知识和思想，到底哪一个更重要。这其实也就是所谓哲学家还是哲学史家的问题。孔子说得对：“学而不思则惘，思而不学则殆”。但他的这个“思”，只是指领悟知识，并非自主的思考，而且，孔子显然是更重视学的，说过“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这样的话。中国学术的传统是述而不著，或者就是以述为注，所谓我注六经，六经注我。讲究的是用圣人的句子来说“我”的话，而不能用自己的句子。我有时作杞人之忧：当我研究莱布尼茨，研究罗素研究莱布尼茨时，学术界认同我，当我研究罗素和莱布尼茨所研究的世界时，我还能被中国学术界的正统派认可吗？我还能被自己认可吗？
学和思的问题萦绕心间，由来已久。近日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学林春秋》一书，有文字训诂学家刘又辛教授说，“温故而不知新则为平庸，不温故而欲知新则是浅妄。”我一读之下，有茅塞顿开、豁然开朗的感觉，我想，思和学的关系也是同理，学而不思是平庸，思而不学易浅妄。前者是书蠹，后者是狂言小儿。学是基础，思是升华，要在“学”的基础上“思”，这样才能学有所属，思有所本。
罗素的选择，也将是我的选择。因此，我才更重视我和我的师兄弟们在先师陈修斋先生指导下翻译的这本《对莱布尼茨哲学的批评性解释》，谨以此文作为我学术思路的一个印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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